今天上班，五楼会议室的无线投屏器找不到了，佳音带着田田过来找我，说登记表上我最后一个领的，问我归还没？我当时也是使劲的想才有了一点印象，头一天新建总开的财务会议，第二天早上一上班他交给我让归还。我还记得当时还这个的时候，行政部办公室还没开门，润秋、温馨和晓东三个人在门口等，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是交给温馨还是交给润秋，最后交给了润秋。我基本肯定的说当时还给润秋了。不一会儿润秋又过来问我，她自己都没什么印象了，我把那天的情况大概跟她回忆了一下。她就回去又找了，然后还是没找到，让我这边也找找。我就在她的注视下，打开办公室的每个柜子，每个抽屉，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又过一会儿，他们的头儿佳音又过来问，说温馨没印象当时还过什么投屏器，让我再找找。我说应该是还了，你们再找找，我这边也找找，如果找到了我给你说。到了下午还没找到，他们又过来问我，我只能重复的说当时归还的情况。他们离开办公室以后，新建总说你去调下监控吧，看看到底啥情况。
于是我跟物业的任经理联系了一下，他让我直接去监控室，他这就安排人过去。在楼上时查了当时是11号借的，12号早上还的，我印象还算深刻，就直接说看12号早上9点的监控。果不其然，就在9点02分，清楚的看到我把投屏器交到了润秋手中，润秋接到以后拿在手里，然后他们还往电梯方向走，快到接待室的位置又扭头回办公室了，在接待室这边的监控上能看到投屏器还在润秋手中，走廊地上也没有任何掉落的东西，基本可以确定润秋拿回办公室了。
这个事情对于我本身来讲，也是有些警醒的。平时借东西，归还前一般还记得，归还后真的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琐碎的事情，做的快忘得也快。做事情，当然要抓铁有痕，落地有音，万万不能三心二意、轻描淡写，如果习惯性的缺乏重视，很容易忽略很多东西，我们自身做事的质量和效率都会在无形中下降。
另外有一点就是及时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反复的解释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厌烦，总是保持很客气很温婉，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如果及时的调取监控，用事实证明自己确实已经还了，他们就不会反复的来找我。一个人被误解的时候，言语的解释往往显得很单薄，如果事情拖得太久，甚至会增加被误解的程度。
这让我想起历史上的“伍豪事件”，1932年国民党在报纸上刊登了周恩来笔名伍豪等人脱党启事，这不过是反动派的一个阴谋，当时党内早就做了澄清。文革时期这个事情又被提起，被人利用。周总理一直对此事非常重视，1972年6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以三个晚上的时间，作关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之后，又在会议结束时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向300多位与会者宣布：根据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见，要把报告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1975年8月中旬，毛泽东发表评论《水浒》的谈话。姚文元迅速作出反应，促成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的谈话下达，并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公之于世，从而掀起一场“评《水浒》，批投降派”的运动。江青在9月初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极其露骨地攻击重病中的周恩来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宋江架空晁盖。9月20日，病危中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后果难测，进手术室前，特意要来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并用颤抖的手在记录稿第一页上写下“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的字样。在推车进入手术室的一刻，周恩来用尽全身力气，当着前来守候的诸多中央领导人和医护人员的面，以少有的激愤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见状，当即要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仅仅相隔110天，满腹痛楚和殷忧的周恩来与世长辞。
周总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重视程度和谨慎小心不得不叫人佩服，平时日理万机，还要为这样一个事情烦心，处理过程的用心程度也非常人所能企及。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掌控着全中国行政中枢的伟人，还时时刻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试想一下自己，又有多少事情因为重视不够，懒散大意而错失先机，导致一事无成。
也有人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是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谁又知道呢？只有及时向更多的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将负面影响在最短的时间内降到最低，才是处理事情的最好策略。